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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影成三人:郭沫若、李白与杜甫的互文写作 ——重读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

来源:《文学评论》 | 傅修海  2019年11月07日09:47

内容摘要betway必威 暮年郭沫若创作于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专著《李白与杜甫》,对那个时代和作者本人,乃至对于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现象的李白杜甫观接受史考察,都是一本有意味的书。本论以该书重读和细读为中心,梳理其间的李白杜甫论、李白杜甫观所呈现的文学思想史、学术史内涵,从文本结构和文脉文意进行理解,认为该书既有郭沫若对李杜两类诗歌、两种人生与中国式文学评论史与接受史内诸多的“与”和“不与”,更抒发了郭沫若充满张力的自我反思与人世理解、时代认同的暮年情怀。《李白与杜甫》不仅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观,更是他暮年借花献佛式的自我通观与人世反思、文史洞见的确证。他以这种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,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,更在思想、精神与文化情怀上完成了自我,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人与文、学术与文学、古与今贯注融通的一次互文性的写作奇观。

关键词betway必威 郭沫若;《李白与杜甫》;互文性写作

《李白与杜甫》是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”[1]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著作,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。“在那特殊的年代,几乎人手一册。”[2]此后四十年来,它更是饱受争议。[3]2009年该书入选《中国图书商报》“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”[4]的首批书目。2010年此书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再版重印,仍引起争议。

betway必威 《李白与杜甫》历来引发人们热议的关键,根本问题都缘于其应景式的“扬李抑杜”写作。分而论之,即为两大要害:应景与否?为何与如何扬李抑杜?关于前者,虽有出处然并无确证,在此姑且不论。[5]至于为何与如何“扬李抑杜”,书中亦有很明确的立场和极为清晰的情感判断。然长期以来,《李白与杜甫》真正蕴含的问题反而很少被深入讨论,譬如:郭沫若与彼时彼刻的李杜书写的关系是什么?采取李杜并论的方式对郭沫若意味着什么?在论者与论述对象的关系空间里,郭沫若究竟要以此来表达什么?郭沫若为何要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花费如此心力来纾论此议题?退一万步说,即便真要所谓扬李抑杜,暮年垂垂的他又为何一定要如此执着地辨析这一问题?常情常理加之文本细读,这一切似乎并不难解,但也并非不值得人们更求甚解。

betway必威 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影响的焦虑之结果。因为在郭沫若写此书前,彼时有三部关于杜甫的书影响很大,分别是冯至的《杜甫传》、傅庚生的《杜甫诗论》、萧涤非的《杜甫研究》。[6]这些书均可谓印量大、读者多,影响了很多学者。因此,著名诗人废名(冯文炳)在1962年发表了《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》。”[7]以上三部杜甫著述,尚不包括傅东华早在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。事实上,更值得一提的恰恰是傅东华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。他在《序》中表明此书是以“批评的功夫”做“属于文学的研究”,目的“在试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比较李杜的作品,希望读者容易了解他们的性质和异同,并希望他们能用类比的方法研究别的诗人。”[8]比照傅东华与郭沫若的两本同题书,其在思路与方法上反而更存有一定的承传。确乎,“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评论杜甫,是有感于当时的杜甫研究现状。”[9]而这个“当时”的“研究现状”,指的应是早已经蔚为壮观的李杜研究的社会与时代症候。

从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初版目录看,内容依次为《关于李白》《关于杜甫》《李白杜甫年表》。李斌认为“在写作时间上,最先写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,即《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》。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-4月的《关于杜甫》的主体部分。”[10]如此说来,《李白与杜甫》大概是郭沫若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,并在讨论杜甫之后才增值产生的最终作品。其本意是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关系,进而结合时势与流俗,并萌动喜做反面文章的豪情而论及杜甫,又进而研究李白——这大概是郭沫若著书的思路与心路历程。

betway必威 从书的具体内容看,李白部分叙述连贯完整,更像侧重事功成败角度着眼的李白人生传记,和郭沫若许许多多的新编历史剧的写法、才气都相仿佛,读之亦令人慨叹大有郭氏风采。杜甫部分,则显然有些支离破碎,以“阶级意识”“门阀观念”“功名欲望”“地主生活”“宗教信仰”五大框架诠释杜甫,鲜明呈现出特殊年代以降的人物认识模式。条条框框、一块块硬邦邦地铸在那里。末了,加上杜甫的“死”——“嗜酒终身”和杜甫与严武、岑参、苏涣的交往。显然,如此“解”杜甫,既不是理解,也不完全是情解,倒有点肢解的鲁莽灭裂,即郭沫若自己所谓的他人对他的批评——生吞活剥的“偏爱李白”而来的“挖空心思”[11]。就文本阅读感觉而言,李白部分的清通爽快与杜甫部分的疙疙瘩瘩,李白部分的理解之同情与杜甫部分的挖空心思的责难戏谑,前者的文采风流、严谨理性与后者的捉襟见肘、强逞学问,构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尽管二者在细部上皆有学术功力和才情在焉。

于是《李白与杜甫》分成了两部分。一方面,文字里面对李白与杜甫的抑扬顿挫,固然可以世俗化地理解为郭沫若对二者的情感与思想的认同与倾向,所谓扬李抑杜之类的二元对立选择。另一方面,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二元对立,这是一回事。而李白、杜甫与郭沫若三者的关系如何,又是另一回事。暮年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的要害和重心,要乎是处理后面这一种关系,而并非过多去关注和辩论前者——即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抑扬顿挫。当然,对于诸多关于郭沫若此书乃奉命写作、揣摩他人心意的批评,在特殊年代里,乃至在浸淫数千年的曲学阿私或阿公的氛围中,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展开各色联想,甚至予以各种理解与批判。但退而思之,八十高龄、处于人生末端的垂垂老者郭沫若,经历过那么多时代风雨洗礼的他,真的居然会为此目的而花费如此心力去写一本念兹在兹的著述吗?个中逻辑也颇费思量,总是义有未安。毕竟对郭沫若而言,写一首、数首乃至数十首表态诗,远比在人生末端花费数年写一本书要轻松愉快得多吧?须知郭沫若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置身狱中的瞿秋白眼中禁得起“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”的“勇猛精进”[12]的人物。

我认为,《李白与杜甫》的写作中,郭沫若看重的应该是如何处理“我”与李白、杜甫的“三人行”,而非其它。李杜二者,对于郭沫若来说,事实上并非既生瑜何生亮的关系。李杜二者的对立或者统一,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思考,对郭沫若而言,即便不是徒增烦恼,多少也算是浪抛心力。更准确的考量,郭沫若期待的应是“吾与我周旋”[13]情境下对“我”、李白与杜甫三位一体的思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郭沫若写作此书,更为趋向于兼集李杜于一身、举杯邀李杜、对饮成三人的自我精神漫游与沉思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暮年郭沫若对自己与李白、与杜甫三者之间的间性思考,则更多是人生意味上的精神通观与智慧达观。如是,《李白与杜甫》的写作就不仅仅是历时性的时代产儿,更是共时性的对郭沫若暮年凤凰涅槃式的沉思。

从文本细读中,我们更有理由相信,郭沫若写杜甫时,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写出了没有研究水准和心态的文字,乃至于刘纳一再感慨“我感到了切实的悲哀:我们第一流的学者竟煞有介事地打着这样无聊的笔墨官司。”[14]全书颇多嬉笑怒骂、假亦真时真亦假的质素。写李白时,以写传记的态度写出了颇有研究水准和传记才华的文字,尽管里面自然也有不少庄谐互现、笑中带泪的包袱。也就是说,这两部分是互为参商、互相参照的。在杜甫里面写不出来、不好写出来的内涵,在李白部分则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。在李白部分爱屋及乌的成分,在杜甫部分中自然就无法踵事增华了。李白与杜甫,在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中是与郭沫若形成参照与对话的,分别与郭沫若想象中的自己呈现出互文性质的三对矛盾,“对影成三人”、“相看两不厌”,真有所谓欢喜冤家之感。更重要的是,这三对相辅相成的双子星,在书中也不过是替现实中的郭沫若唱双簧。这才是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,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。用一句有点绕的话说,这其间的关系,应该是郭沫若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,是“与”而不是“和”,均并非简单的并置而论,而是带着感情与认同判断的选择、理解与同情。一个“与”字,道出了暮年郭沫若撰述《李白与杜甫》的真实情缘与思想关契。

由此可见,暮年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既有“人生总结说”和“情感寄托说”的成分[15],但又不限于此,还应有大时代走过来的他对人生、历史、艺术的贯通与审视,以及他对自我角色的反观与沉思。正如书中所写的“不仅仅在惜花,而且在借花自惜”、“语甚平淡,而意却深远,好像在对自己唱安眠歌了。”[16]

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后,1972年茅盾和周振甫就在往来书信中论及此书。茅盾认为“郭老《李白与杜甫》自必胜于《柳文指要》,对青年有用。论杜稍苛,对李有偏爱之处。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”,周振甫“深以公论为然。郭书确实胜于章书远甚,确有偏爱。” [17]恽逸群认为“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”[18],萧涤非则指出其“曲解杜诗”“误解杜诗”[19]。可以见出,移步换景与移形换影,无论正反意见,都承认了郭沫若此书关于李杜的相关识见的“新异”,其差别只是认可或不认可这种“新异”:认可则为“创见”,不认可则为“曲解”“误解”。

因此,即便最低限度来看,暮年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其目的也应该是有所见、有所识。参酌其文史修为,郭沫若当然有这种自信、能力和底气。故而郭沫若才会在答复读者对此书的疑问时说:“杜甫应该肯定,我不反对,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‘圣人’,当为‘它布’(图腾),神圣不可侵犯。千家注杜,太求甚解。李白,我肯定了他,但也不是全面肯定。一家注李,太不求甚解。”[20]言下之意,郭沫若认为自己对李白和杜甫都有自己一得之见,有自己反“不求甚解”的独到之解,也有自己反“太求甚解”的为学知止。也许是强作解人,也许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,但都不妨是隔代同音,乃至于曲径通幽,都算是“求甚解”。既然是求解,则既可解人,但也可能是自解。既然是将李白、杜甫这两大诗人和自己“与”在一起,郭沫若显然是在求解觅知音。

好谁恶谁,扬谁抑谁,本来就不应当是暮年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的根本动机,起码不必是唯一动机,那终归不是“与”。对哪个具体诗人的好恶,对暮年郭沫若而言,已经算不上是一件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。况且,通过这种表态来附和某种或某个人对李杜的爱好与意见,远没有郭沫若以其它方式的赞美来得直接爽快。暮年郭沫若并不糊涂,素来亦非忸怩之人,他也没有必要那么曲折地再以此增加自己的什么分量。郭沫若要写一本能将李白、杜甫和自己“与”在一起的书,无疑是有寄托的,不过所寄托之物,应该主要不是在别处和高处,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深处的幽思与寂寞。

betway必威 郭沫若曾说:“唐诗中我喜欢王维、孟浩然,喜欢李白、柳宗元,而不甚喜欢杜甫,更有点痛恨韩退之。”[21]郭沫若又说:“把杜甫看成人,觉得更亲切一些。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,看成圣,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。”[22]郭沫若喜欢李白,不甚喜欢杜甫,喜欢杜甫的诗和人,不喜欢被尊为“神”和“圣”的杜甫,这与《李白与杜甫》不矛盾。在唐诗中的杜甫和李白,郭沫若有喜好拣择。但这并不影响郭沫若在艺术时空的沉思和人世存在的叩问维度里,将李白、杜甫和自己“与”在一起对话、游目骋怀。

论唐诗必然关涉李杜,但论李杜则未必一定要牵扯唐诗。拘泥于前者,便有抑扬顿挫、区分彼此的分别心和偏执出位之思。豁通后者,则更多是古今同一的会通与当下之思。“和”还是“与”,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思,在我看来,这才是如何理解暮年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写什么的关键。诚然,对于李白和杜甫,郭沫若各有所欲,也各有所“与”。例如,在“关于李白”这一部分里,郭沫若对于李白“世人皆欲杀”的“人生污点”,颇有几句慨而叹之的寥寥数语:

受人讥评,在李白是理有应得。但陆游的讥评,说得并不中肯。李白那两句诗是在讥刺趋炎附势者流,何以讥刺了趋炎附势者便应当“终身坎壈”?[23]

趋炎附势固然不算是美德。但纵览人世沧桑,那又何尝不是普遍人性与世态呢!李白自己也有趋炎附势之举,他偏偏有时又犯点傻气和痴气,居然弱弱地去讥刺趋炎附势者流,这不过恰恰说明了他还始终是个诗人,而非庸人。而更加趋炎附势者的人,反而振振有辞地去苛求不那么趋炎附势的人,去讥刺那偶尔不得已而趋炎附势的人,这是否又有点以质变笑量变呢?郭沫若话中有话的代为说项,虽有逆时俗翻新语的味道,其实不过是坚持了一点点微弱的诗人赤子之心和朴素的勇气罢了。而正是在此类有些拧巴的话语逻辑中,我们也才隐隐约约看到了不被时代和俗流完全淹没的郭沫若,那个举世滔滔之下有点懦弱而自知理屈的郭沫若。但他始终是那个敢于在时代激流中傲立潮头的、写出《女神》和《天狗》、写出《屈原》和《试看今日之蒋介石》的郭沫若。或许在这个意义上,郭沫若应该想说的其实就是“李白就是我”。以至于在写完“李白长流夜郎前后”——即辩说李白的人生轨迹之后,郭沫若心有戚戚,非常感慨而自信地说:“实际上如果仲尼还在,未必肯为他‘出涕’;而‘后人’是没有辜负他的。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,被传诵了一千多年,‘后人’是没有辜负他的。”[24]

对诗人的偏爱,是郭沫若论李杜的本质与初衷。哪怕在刻意抑杜的笔墨里,郭沫若也清醒保有这一底线。他愤愤于杜甫的“功名心很强,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”[25],但仍旧说“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。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,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。”[26]当然,差别也是明显的。郭沫若说杜甫作为诗人是“自己感到满足的”,而李白则是“‘后人’是没有辜负他的”。

俗世中,一时一事的公平固然很重要。但更久远的是历史和人世评说的公正。郭沫若对李白的俗与不俗,显然有自己诸多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,甚至有爱屋及乌的掩耳盗铃、曲为之辞与强为之辞。譬如对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的那一番七弯八绕的考证,以及对李白与永王李璘的关系疏证,等等。郭沫若的一番苦心、满腔幽绪,既是为了那个因为“又庸俗而又洒脱”而“之所以为李白”[27]的李白,当然也是为自己。

betway必威 为“飘然思不群”的李白“洗白”,固然是有着郭沫若“与”李白的一腔幽情在焉。不仅如此,郭沫若在“关于杜甫”的部分,同样也为挖掘杜子美的“不美”部分而搜肠刮肚。这难道不也正是一腔幽情在焉的另一种呈现么?精神分析所谓“反向形成的精神防御机制”[28],大概也就是这种。此类例子数不胜数。郭沫若对杜甫“三重茅”的考证与责难固然不必再说,郭沫若论及杜甫与陶渊明的选择性接受同样耐人寻味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,这一部分与郭沫若“另类”论李白的趋炎附势一节,堪称前后呼应、相映成趣。

betway必威 郭沫若从杜甫诗文中钩稽杜甫对陶渊明的态度,他认为“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辞。虽然他也肯定陶渊明的诗”、“尽管杜甫对自己的二子宗文、宗武,比起陶渊明对其五子还要加以关怀,但他却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。”、“看来杜甫不承认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代……据此,可见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,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。……杜甫虽然没有明说陶渊明假冒,而在实际上没有承认他们是同族。这也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,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。”[29]郭沫若的逻辑很有意思,他论列杜甫庸俗,原因就是他发现比陶渊明更庸俗的杜甫居然“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”,讥刺难得庸俗一下的陶渊明的“庸俗”。

艰难时势,特殊的诗人,特殊的话头,绵密心曲如此,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一唱三叹。正如郭沫若在叙说李白时所表达的——“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,在现实的描绘上,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。”[30]所以,当我们读到郭沫若的“杜甫比陶渊明更庸俗论”,以及郭沫若的“李白实际上没那么趋炎附势论”,二者真可谓异曲同工。这一出类似双簧的左右手写作,六手联弹,道出了八十高龄的他对世道人心的感慨与喟叹,真真是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。于是郭沫若才会在写到李白暮年以及《下途归石门旧居》时一唱三叹:

“云游雨散从此辞”,最后告别了,这不仅是对吴筠的诀别,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。想到李白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,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。李白真象是“了然识所在”了。……这首诗,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,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。这里既解除了迷信,也不是醉中的豪语。人是清醒的,诗也是清醒的。天色“向暮”了,他在向吴筠诀别,生命也“向暮”了,他也在向尘世诀别。[31]

傅庚生不同意郭沫若对这首诗的判断和解释,但却非常明了郭沫若解诗的逻辑与意图,他说:“李白的好诗尽多,似乎不宜评此诗为李白最好的诗之一。只为过分地强调了‘觉醒’,又把此诗做为表现觉醒的典型,才说成‘总结’,誉为‘最好’。”[32]

已然暮年的郭沫若,偏偏要写一本《李白与杜甫》的书,既要力挽流俗、抗拒定见,又要力避过犹不及。这样的李白和杜甫,该怎么写才能有“与”的相辅相成,而不是“或”的非此即彼、厚此薄彼呢?郭沫若在书中早已明确说,自己不在于李杜优劣论,而且哪怕是对于“新型的李杜优劣论”也是要“顺便加以批评”[33]。乃至全书出版时,虑及李杜二者的均衡,郭沫若甚至特意交代“‘与’字可用小号字。”[34]

betway必威 从文本结构安排上看,郭沫若也做了非常精心的通盘考量。《李白与杜甫》,包含两大部分“关于李白”与“关于杜甫”,数量篇幅相当,表述也很平实——“关于”,而不是论、评或其它。所谓“关于”,即与此相关。究竟是什么与此相关,哪些内容与此相关,如何看待和阐释这些相关,这里面的选择和斟酌,正是体现出郭沫若的识见与用心。

betway必威 在郭沫若看来,他眼中的李白主要与政治活动相关。李白的政治活动,在古代读书人的世界与人生轨范里,不过是极为经典而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。所谓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。”[35]刘纳将其看作郭沫若写的李白人生传记,也许正是因为有此内蕴连通在焉。郭沫若眼中的杜甫,他认为与其紧密相关的,则是杜甫的出身与思想。于是,郭沫若用了一系列彼时代里认识和分析人物最经典的标签、符号与模式语汇来定位杜甫——“阶级意识”“门阀观念”“功名欲望”“地主生活”“宗教信仰”。不仅如此,郭沫若还由此及彼,连带勾勒出了杜甫“集团”的核心人物——严武、岑参和苏涣,从一“个”到一“群”,从杜甫到“杜甫集团”。

betway必威 从文本结构上看,李白与杜甫这两部分,是花虽两朵,各属异枝。李白部分诗情饱酣,颇多人生况味上的理解与同情。杜甫部分则强词夺理,险中求胜,更着意于剑走偏锋策略上的新异夺目。

从行文思路事实上,“关于李白”与“关于杜甫”两部分其实并不对等,风格差异不说,思路完全迥异。写李白,一通行云流水的曲折,最终落脚于李白的“觉醒”。研杜甫,则时代色彩强硬的符号化裂解拼贴,另加上“杜甫与严武”、“杜甫与岑参”和“杜甫与苏涣”的交往来凑份,最终来了个“嗜酒终身”的“死”。郭沫若以这种对比鲜明的章节标目的形式,呈现自己对李白与杜甫的关系的理解,也表明了他对李白与杜甫的人生风采差异的判断——诗歌李白与杜甫诗歌。而由诗歌而解李白人生,李白牵扯的是诗人与政治,是文人与政治的纠葛;由杜甫人生而解诗歌,杜甫拘牵的是诗歌与政治,是文艺与政治的互渗。此二者理解进路的差异,恰恰是郭沫若、李白、杜甫三者的“与”和“不与”的关节处和缠绕所在。

这样的《李白和杜甫》当然是郭沫若的,也是郭沫若式“新编历史剧”的一贯风采。然如果就此完篇,此书就不叫《李白与杜甫》,而是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了。这当然不是郭沫若的全部构想。于是郭沫若在“关于李白”部分的最后一节,写了“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”。事实上,“诗歌上的交往”——这才是李白与杜甫所以能“与”和长期得以并置而论的关键,也是郭沫若试图和李杜相与并论的心有戚戚之所在。如果没有这一点,李白和杜甫的有机联系不过就是历史时空而已。也正因为有诗歌交往,李白与杜甫的联系就是诗歌的,郭沫若著《李白与杜甫》就更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。进一步说,这件事本身就是诗,这正如罗兰· 巴尔特所言,“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, 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, 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, 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,即写出作品就是一种行动。”[36]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也正因为这点联系所生成的精神脉络和精神空间,可以极为宽容而妥贴地安放着郭沫若自己的人生况味与精神归家。暮年郭沫若很清楚这里的关节和缠绕,因为他自己正是兼有李白情境和杜甫情结的时代诗人、摩罗诗人。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的历史、艺术事实,让他在《李白与杜甫》的写作中,找到了自己可以在现实和历史、现实与浪漫、政治与诗歌、超迈与庸俗并存兼容的节点。

betway必威 鲁迅曾批评郭沫若是“才子+流氓式的”[37]。倘若中性来看,郭沫若的确既有才子的豪情狂妄与意气,也有与时代叛逆的“流氓”斗胆与不羁;既有李白式的逸兴纷飞的天纵英才,也有杜甫咀嚼低徊式的后天苦习而来的才华;既有李白式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与自信,也有杜甫的忧黎庶官僚的努力、坚忍与执着。可以说,郭沫若是李白与杜甫两种情怀、才华与际遇都兼备的当代诗人。对郭沫若而言,李白与杜甫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无所谓顿挫高低。为此,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特别在乎李杜的等量齐观。这也是郭沫若的最大心结——他享受的是“我”在李白与杜甫的关系中共荣共存,而非有所侧重与拣择。为此,书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见出郭沫若对李白、杜甫的平视强调之意,那就是在“李白与杜甫的在诗歌上交往”一节所写到的:

betway必威 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,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。但他有关杜甫的诗不多,只剩下四首……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,说杜厚于李,而李薄于杜。那真是皮相的见解。[38]

此类对李白杜甫等量齐观的强调,郭沫若在论及李白的《戏赠杜甫》时又再次拈出,并说这首诗长期被认为是李白“戏杜甫”的证据——“这真是活天冤枉”[39]。在《李白与杜甫》里,“活天冤枉”大概算是郭沫若最强烈的愤懑了。也许正是前人乃至于近时专家一直在、仍旧在抑李扬杜,郭沫若偏要二者平视通观,于是造成了人们一种《李白与杜甫》的“扬李抑杜”的感觉。事实上,人们注意到了郭沫若对李白的揄扬,却没有注意到他对李白与杜甫二者均衡性的强调、声明和重视。而大量关于此书此事的研究、阐释和评价,恰恰是牵扯了李白与杜甫二者的非此即彼、厚此薄彼。

郭沫若只有一个,李白式的、杜甫式的,都是郭沫若。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,应该是完成了自己,而非撕裂了自己。倘若强作解人,非要在一个完整的人中拣择出各人所需要的郭沫若,那正如非得在李白与杜甫之间站队列,真是“活天冤枉”——“未免冤枉了李白,也唐突了杜甫!” [40],当然也糊涂了郭沫若。

一言以蔽之,暮年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,写的是李杜两大类诗歌、两种人生与两种接受史里面诸多的“与”和“不与”,更抒发了郭沫若充满张力的自我反思与理解、认同的暮年情怀。小而言之,不管后人如何臧否这部书,平心而论,都应该承认它是一部特别的书,如张炜所说:“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先生出版了这部著作,虽然引起来诸多争论,但直到今天来看也是别有价值的。因为它里面没有堆积永远不错的套话,而是多有创见和发现。”[41]大而言之,此书传达了郭沫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之幽思、幽情,更是一种“吾与我周旋,久自成一家言”[42]、自我完成的绚烂之平淡的情怀心境。《李白与杜甫》,不仅是是郭沫若的李白观与杜甫观,更是他暮年借花献佛式的自我通观与反思、确证,是“一场有关自己辉煌和凄凉人生的潜对话”[43]。郭沫若用这种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,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,更完成了自己。这是他戎马倥偬而又狂傲卑微一生的总结、回望与畅想,却也成就了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罕见的人与文、学术与文学、古与今贯注融通的互文性写作。

注释:

[1] 周恩来:《我要说的话》,《新华日报》1941年11月16日。

[2] 韩毓海:《<李白与杜甫>:谁解暮年郭沫若?》, http://www.m4.cn/space/2012-03/1155009.shtml.

[3] 杨胜宽:《<李白与杜甫>研究综述》,《郭沫若学刊》2009年第2期。

betway必威 [4]《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》:伍旭升,岛石主编,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3-17页。

betway必威 [5] 20世纪80年代初,夏志清在《重会钱钟书纪实》一文中这样叙述:“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(《李白与杜甫》),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钱钟书言,毛泽东读唐诗,最爱‘三李’——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,反不喜‘人民诗人’杜甫,郭沫若就写了此书。”(夏志清:《新文学的传统》,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,第275-276页)。桑逢康说:“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,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意旨。”(桑逢康:《郭沫若人格辩》。见李怡、蔡震编著:《郭沫若评说九十年》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,第166页。)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说:“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,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,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。”(此话多系辗转传抄,并无出处,如前引韩毓海文及.吴波的《<李白与杜甫>:谁解暮年郭沫若?》(《广州日报》2010-06-12)。然在所见及的郭平英公开访谈报道中没有这句话,见吕莎:《郭沫若及其时代——关于郭沫若的对话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2-11-14A04版。

[6] 冯至:《杜甫传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;傅庚生:《杜甫诗论》,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;萧涤非:《杜甫研究》,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。

betway必威 [7] 李斌:《郭沫若<李白与杜甫>著述动机发微》,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科版)》2017年4期。

[8] 傅东华:《李白与杜甫》,商务印书馆 1927年10月初版,属商务印书馆的“百科小丛书”第151种。全书计十章,分别是“诗的两条大路”、“自来批评家的李杜比较论”、“遗传的影响与少年时代”、“‘归来桃花岩’与‘快意八九年’”、“居长安的经验不同”、“人生观的根本差异”、“同时代的不同发展”、“晚年的不幸相仿佛”、“两诗人的共同命运——客死”、“从纯艺术的观点一瞥”。

[9] 李斌:《郭沫若<李白与杜甫>著述动机发微》,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科版)》2017年4期。

betway必威 [10] 李斌:《郭沫若<李白与杜甫>著述动机发微》。李文注明此论断出自林甘泉、蔡震主编的《郭沫若年谱长编》待版书稿。该书现已出版,查该书并无此论断。但关于此书创作时间的详细情况,其所言“据新披露的材料来看,《李白与杜甫》中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听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经完成”的判断属实。上述相关材料,参见《郭沫若年谱长编》:林甘泉、蔡震主编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,第2097、2098、2100、2123、2220、2228-2230页。此外,关于该书的写作过程描述,还可见诸王锦厚和张洁宇的著作,但仍无出处。王锦厚认为:“《李白与杜甫》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,几乎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。据了解:这是郭沫若一生中酝酿时间最长,写作时间最长。修改时间最长而修改也是最多的一部学术著作。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的废稿比原稿多一倍以上。这在他一生的写作中是很少见的。”(王锦厚:《郭沬若学术论辩》,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,第186页)。张洁宇在书中写道:“据知道内情的人说,《李白与杜甫》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,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。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,是酝酿时间最长、写作时间最长、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。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,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。”(张洁宇:《毛泽东与郭沫若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,第251页。)

[11]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86页。

[12]瞿秋白:《致郭沫若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2卷第418页。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: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

betway必威 [13](明)皇甫访:《<皇甫司勋集>自序》。转引自(清)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小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,第414页。

[14]刘纳:《重读<李白与杜甫>》,《郭沫若学刊》1992年第4期。

[15]刘纳:《重读<李白与杜甫>》,《郭沫若学刊》1992年第4期;刘海洲:《时代的反讽 人生的反思——论郭沫若的<李白与杜甫>》,《文艺评论》2011年第2期;王琰:《<李白与杜甫>:悼己、悼子、悼李杜的三重变奏》,《福州大学学报(哲社版)》2013年第4期;谢保成:《写<李白与杜甫>的苦心孤诣》,《郭沫若学刊》2012年第2期。

[16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31-132页。

[17]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编:《尘封的记忆:茅盾友朋手札》,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,第29页。

betway必威 [18] 恽逸群:《恽逸群遗作选——关于<李白与杜甫>致郭沫若书》,《社会科学》1981年第2期。

betway必威 [19] 萧涤非:《关于<李白与杜甫>》,《文史哲》1979年第3期。

[20] 郭沫若:《郭沫若同志就<李白与杜甫>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》,《东岳论丛》1981年第6期。

[21] 郭沫若:《少年时代·我的童年》,《郭沫若全集》(文学编)第11卷第41页。《郭沫若全集》(文学编):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betway必威 [22] 郭沫若:《读〈随园诗话〉札记·后记》。郭沫若:《读〈随园诗话〉札记》,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,第96页。

[23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58页。

[24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33页。

betway必威 [25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 255页。

betway必威 [26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258页。

betway必威 [27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24页。

[28] [英]奈杰尔·C.班森:《心理学》,徐苗译,北京三联书店 2016年版,第55页。

betway必威 [29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237-238页。

betway必威 [30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84页。

betway必威 [31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54-155页。

betway必威 [32] 傅庚生:《李白<下途归石门旧居>散绎》,《唐代文学》第1期第189页。《唐代文学》第1期:西北大学《唐代文学》编辑组编辑,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。

[33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82页。

[34]《郭沫若年谱长编》:林甘泉、蔡震主编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,第2220页。

[35] (元)无名氏杂剧《庞涓夜走马陵道杂剧》的“楔子”:“自古道: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。”见《无名氏杂剧选》:张纯道选注,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,第53页。

[36][法]罗兰·巴尔特:《符号学原理》,李幼蒸译,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,第76页。

[37] 鲁迅: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,第303页。《鲁迅全集》: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betway必威 [38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59页。

[39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62页。

betway必威 [40] 郭沫若: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,第163页。

[41] 张炜: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,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,第230页。

[42](明)皇甫访:《<皇甫司勋集>自序》。转引自(清)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小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,第414页。

betway必威 [43] 张炜: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,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,第234页。